植物分類研究室有為外單位鑒定植物標本的職責。由于李先生對本省常見植物及其分布很熟悉，所以分類室主任傅書遐教授很喜歡將這類任務交給李先生去執行。傅先生說：“老李只要看一看來人帶來的標本，問一問從什么地方采來的及其分布情況，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植物，再到標本室去核對一下，很快就鑒定出來了。這個“活字典”幫我解決了許多麻煩事，節省了我很多時間。上世紀90年代我搞“蘆葦研究課題”，要求我幫助鑒定植物標本。我顧慮到自己不是搞“植物分類的”。鑒定結果缺乏權威性，但又不宜推諉。我就將此任務介紹給李鴻均先生，李先生利用假日及星期天就鑒定出來了。未收對方分文勞務費，但得到了對方發自內心的衷心感謝！”。 

在野外調查采集的時候，他對一些特殊的地方一定要親自察看有無特殊的種類，有漢有不可忽略的植物種類。七十年代后期，他帶我等四、五人去鄂南九宮山林場采集某些百合科植物，供提取植物生長素的原料。他聽帶路的老鄉說：“有一個很陰濕的陡崖上，長著很多稀奇古怪的植物。”他聽后決定馬上到該處去。到了該處，崖壁又徒又滑。帶路的老鄉說“你們不能上去，很危險。你們在下面指那一種，我就采那一種，丟下來就行了。”但是李先生堅持要自己親自上去，生怕會把有用的種類遺漏了。 

李鴻均先生對湖北的植物資源及其分布掌握得一清二楚。他領隊外出調查和采集時，每到一處都要了解和調查當地的植物土特產。如1962年秋，在隨縣林業局得知該縣唐縣鎮的棗子很有名；還有一處有一大片人工營造的，現在是半天然的油茶林。他卻帶領我們前去一一調查訪問。那時去大洪山有公路或大路，但不通車。李先生就帶領我們邊走邊看，經過2天愉快地跋涉，找到了大洪山的那片油茶林。當公社干部介紹說：“這片油茶樹管理簡單，只需要春天鋤鋤草，不必施肥打藥，產量高。茶籽含油率高，油香，群眾愛吃，茶籽也很好加工。”聽后老李很興奮地說：如果我們湖北的低山丘陵都大力發展這種油茶，該多好呀！我們還愁沒有油吃嗎？！秋高氣爽的十月，正是棗收獲的季節。隨縣唐縣鎮的棗品種叫稱砣棗，棗又大又甜，產量和經濟效益高。一位老大爺帶領我們察看他們生產隊在河邊的沙灘地的一株大棗樹。介紹說該樹常年收千把斤鮮棗，可賣到七八百元，樹下發出的棗苗還可賣到一些錢。李先生聽了興奮得不得了。說：“這里的棗子就是好，這一帶就是適合發展棗，這一帶也能像河南省一樣大力發展棗樹生產”。李鴻均先生就是這樣踏遍了湖北的桐柏山、大別山、武陵山、荊山、武當山及江漢平原的山山水水，把全省的植物土特產及其分布，熟悉得了如指掌。他一心想要把湖北的植物資源開發利用起來，我國著名的植物生態學有侯學煜教授來漢講學，得知李先生在研究湖北植物資源方面的功底，就多次會見他，商討植物資源開發利用的問題。 

上世紀七十年代未期到八十年代初，他在襄樊區工作過一段時期，時值全國都在貫徹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該地區一些單位的領導得知來了一位有聲望的植物學家，就來請李先生指導或請李先生幫助辦學習班。例如為地區林科所交級工程師，后為湖北省副省長的韓南鵬同志就專門登門拜訪過李鴻均先生。襄樊中等農業技術學校就因有李鴻均先生這位名師，專門招收了兩層（每層一個班）植物學專業培訓班。1982年武漢軍區某部也來我所邀請李鴻均先生去該部隊舉辦的“備戰備荒學習班”講課和指導戰地野外實習。李先生把這此看成是自己“給黨給人民做貢獻的良好機會”總是非常樂意接受和很認真地去完成。 

在武漢植物所除了從事植物分類工作的同志常常求李鴻均同志外，學其他專業從事引種栽培工作的許多同志也喜歡求教李鴻均同志。如剛剛從事種子交換工作的同志，從事藥用植物引種栽培的同志也常請他鑒定和確定植物名稱；我們這些從事植物資源調查的非植物分類專業的同志，也要對一般的常見植物有所認識。研究所和研究室的領導也要求我們對當地常見植物有所認識。我不是學植物分類的，但常常分配我去從事某種植物資源的調查，如“湖北省中草藥普查”、“黃姜資源調查”。為了便于工作，我必須認識一般的常見植物。幸好我常常能接觸到這位博學多識的“活字典”。讓我未花一分一文的學費，就輕而易舉地認識許多“藥用植物”和“常見植物”。在這里我深深體會到，自己能在后半生獨立地去完成上級交給的資源調查任務，是跟李先生平日的指教分不開的。 

李鴻均先生能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湖北植物活字典”，除了他記憶力強之外，主要還與他專業心強，廢寢忘食，日以繼夜的工作分不開的，他在調配采集時，不怕山高路遠，不怕山路不通車，沒有車就帶領我們慢慢地走，邊走邊觀察路邊和沿路山坡上的植物，將某些同屬不同種形態有所差異的的植物的枝葉，采摘下來進行觀察比較，有時還嘗一嘗葉子的味道。到了旅社和客棧，跟大家一起壓制完標本后，同志們都習慣地趟在床上休息，他卻不顧疲勞，仍在用擴大鐿觀察采集的小標本。并在小本子上做記錄。他的夫人說：“他出差回到家不管家務，下班回來吃過晚飯后立即去察看他的標本。”他就是這樣長年累月地干。他幾乎把全省的兩三千種植物都看悉了。 

李鴻均先生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對我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970年，湖北省開展全省中草藥調查。我所也有數人參加。我們植物所的同志被單獨分配到各個人，著重負責“土方土法”中植物方面的問題。為要找到處方中植物藥的原植物，壓制臘葉標本，搞清楚植物的學名、產地，帶回盆栽“活標本”，供進一步鑒定或供擴大繁殖。我單獨被分配到咸寧地區調查隊，我不是學植物分類的，幸好我跟李先生同事過，不僅向他學習，認識了一些常見植物，而且從他那學到了一些調查方法、調查風格。例如，我去那里都背標本夾、兩本大書（蘇南植物志和日本植物圖鑒）、帶海拔表、羅盤儀、采樣小鋤頭。在縣、區、公社座談后我又單獨下鄉進行深入采訪。也許是我的行裝特殊，也許是他們知道我是科學院植物所下來的，所到之處的一些老中醫或者是年青的醫生都對我特別親熱。都很樂意帶我去找“處方藥”中的原植物，都主動帶我去見該處方治發過的病例。他們很喜歡跟我一起查對中草花的學名。就這樣，我這個外行也較勝利地執行了上級交給我的調配任務。 

回憶李鴻均先生，再以他為鏡子對照自己，深感自己尚未學到他那種“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我未完全學到他那種堅強的“決心、恒心和信心”。致使自己未能圓滿地完成組織上分配給我的各項科研任務。 

　　                                                                     陳卓良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