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0年，饑荒席卷中國大地，饑餓也在向我們在城市生活的居民們襲來，糧食定量一減再減，但我還是有一分基本的定量，我們還是沒有經歷真正的饑餓。這年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副院長、黨委書記謝文生同志派通信員到植物園通知我，要我馬上到武漢大學珞珈山白公館見湖北省委秘書長單一介同志，我不知道為什么？趕忙趕過去。
我不認識單一介同志，趕到那里我說明來意，單秘書長對我說：‘文生書記給我介紹過你了，找你來是要交給你一項緊急任務，現在農村缺糧了，群眾饑不擇食，吃草根、樹葉、野果都拿來食，很多人中毒了。現在給你一個月的時間，研究清楚那些植物可以吃？如何吃才不中毒？’
我深感責任重大，回來后即向李春祥主任匯報單秘書長的指示。春祥同志很重視，當即表示，他親自掛帥，由我組織一臨時小組來突擊。當時正好剛從華中農學院分配來一批新同志，柯治國、劉世葉、黃俠民、林厚豹、陳卓良、陳前綷、劉紹塘、劉裕宣、賴光武等都參加了這個突擊小組，請王秋圃先生查閱史書，了解民間救荒食物。那時節已入秋，樹葉開始發黃，我們四出采樹葉，參考國外關于制作葉蛋白的資料，加工制成葉蛋白‘豆腐’，可以去毒，改善味口。我們日夜試驗，自己也品嘗試吃。
參照史書資料結合我們的試驗結果，我寫了一份材料交給湖北省委，作為幫助農村群眾選擇食用野生植物充饑參考。
一九六九年珍寶島戰事后，為準備與蘇聯打仗，中央把東北主要工業企業遷往內地三線。大慶油田遷往湖北潛江，開發江漢油田（五。七油田）。數萬石油工人家屬，大批鉆井設備，日夜兼程奔赴湖北，會戰江漢油田。
江漢平原由于地質結構特殊，鉆井泥漿需加入一種處理劑----羧甲基纖維（CMC)。這種產品我國不能生產，因為是戰略物資，西方國家從來對我國封鎖，以前是靠從蘇聯進口。現在要和他開戰了，進口的路沒有了，只好土法上馬，從植物中找植物膠來代替。可利用的植物膠必需能耐高溫、高鹽、耐酸、耐堿。
一九七0年元月大慶油田泥漿連李淑蓮工程師、技術員王志良等五人來到武漢植物園進行合作攻關會戰，我園則調集當時能調動的科技人員20多人參加會戰，我和候嵩生剛從部隊煅練回來，也參加此項攻關任務。我們組成多組采集隊到各地采集含膠植物葉片，日夜提膠液測試。最早確定利用的是一種土名叫‘狗骨頭’的植物，這是一種樟科植物，小喬木，越冬時葉片干枯但不落葉，也叫‘假死樹’。這種植物在華中各省丘崚山地都有生長，資源豐富，雖然其膠體對酸、堿、鹽、高溫耐性較差，只好加量施用。從縣、區到公社、生產隊，發動群眾采集、研磨。這樣在湖北農村出現村村、戶戶采磨‘狗骨頭粉’的群眾運動，大量‘狗骨頭粉’源源運往五。七油田。但是運輸量太大了，那時農村不通公路，全靠板車拉公社或大隊所在地，再用汽車運往油田。李淑蓮工程師提出提取膠液干燥，不運葉粉，只運膠粉，減少運輸量，我們又投入提取和干燥工藝流程的試驗。
那時軍宣隊和工宣隊進駐，領導清隊、斗批改、抓革命促生產，大批同志被送進省、市辦的學習班，人員減少，實際在工作的只有我和李新明、呂愛華、張應漢、萬才淦、吳玉蘭等。在研制‘狗骨頭’干膠粉的同時，我們仍繼續新植物膠的篩選，采集樣品的范圍擴大到廣東、廣西亞熱帶的植物，經測試，生長在兩廣的假蘋婆葉片不僅含膠量高，而且膠的質量也好，其抗高溫及抗鹽、堿、酸的性能可以和羧甲基纖維比美，油田也很滿意，派技術員前往廣西調查資源含量，后因資源量不促而未能采用，還是繼用‘狗骨頭’葉粉。
聯合攻關到五月李淑蓮工程師和油田泥漿連技術員撤回油田，安排我們自己繼續進行研究。油田的開發是很保密的，一般外人是不能進入油開發區內，我們這些人雖然‘光榮’參加會戰，但卻不能去油田現場看一看。六月園革委會派革委會工人委員趙克山、蔡德炳前往油田，回來后，據說油田方面接待不熱情，就叫我們停止了這項研究工作。至此結束了這次會戰，我又接受新的突擊研究任務。（戰糧食--1）
糧食問題始終是中國各級政府和老百姓心中的糾結，‘備戰備荒’、‘深挖洞，廣集糧’都離不開糧食。1970年五月在我們停止了‘五。七’油田鉆井膠攻關會戰后，湖北省科委（當時中科院武漢植物園下放到湖北省管，改名為植物研究所）又給所里下大新的攻關任務。
根據國外研究報到，用核酸赤霉素和秋水仙堿按一定農度配合處理水稻種子播種。可以提高水稻產量20一25%，當然這個無題是增產的措施，比育種來得快。我國需要糧食，外接糧食，需要糧食。省科委招集科學下放到湖北省管的三個生物研究所（水生所，徽生物所，植物所）開會研究決定由水生所負責研究核酸，徽生物所負責赤霉素，（920）生產，植物所負責秋水仙堿的生產。三所聯合攻關會戰，由植物所負責后續的田間實用試驗。
秋水仙堿是從秋水仙這種植物的球莖里提取生產的。而秋水仙是歐洲X國的特產，他們也壟斷秋水堿的生產，這種植物是不能出口到其他國家的。因此，要解決秋水仙堿的生產問題，只有在我國的植物資源中尋找含秋水堿的植物，為此，在武漢植物園掀起了一場尋找秋水仙堿植物的一場‘大戰’。那時工宣隊進駐植物園，這一項工作由工宣隊直接領導，我組織了當時可以調動的科技人員，有植物園的，分類室的，植化室的，有20多人，連老先生付書遐，王秋圃都上陣了。我們組織數個調查采集隊，分赴湖北各地區采集植物樣品，后來還湖南、江西、廣東、云南采集植物樣品。由我、張應漢、屠治本，李新明，呂愛華，萬才淦，吳玉蘭等在實驗室攻關測試。我們日以續夜的在實驗室做分析測試工作，然而，結果令人失望，在所測試數以百計的植物樣品中，沒有找一種是含有秋水仙堿的。
我和治本趕去華南植物園看標本，查資料。知道在中國植物中只有嘉蘭和麗江山慈菇含秋水仙堿，嘉蘭只分布在海南島和云南西雙版納熱帶雨林中，資源極少，且所含成分復雜，難以利用。麗江山慈菇分布在云南昆明到大理、麗江一帶，分布地域較廣，且所含成分單純，易以分離提取。我們把希望寄托在麗江山慈菇，八月我和張應漢同志奔赴昆明植物研究所，在植化驗室周俊主任的指導下，我們找到了麗江山慈樣品，并進行了秋水仙堿的分離提取試驗。回到武漢后，繼續做提取與提純試驗。九月上旬我又和萬才淦去大理、麗江采集，麗江山慈菇好是好，但資源也很有限，球莖小，植株矮小，采集困難，要大規模生產應用困難也大。因此，我們提出了進行人工繁殖栽培麗江山慈菇的方案。9月底又派出采集隊去云南采集種子、球莖，開始進行人工繁殖載培試驗。至此，我又把秋水仙堿的工作交給侯嵩生同志，我又接受省科委下達的新任務，也是工宣隊直接抓的攻關任務。（下文‘戰糧食’--2另述）
1970年9月下旬，我和萬才淦從云南采集麗江山茲菇回來，工宣隊隊長張子平找我去談話。他給我講（大意）：現在準備跟蘇聯打仗，第一汽車制造廠數萬職工家屬撤到十垸建二汽，糧食、蔬菜全都得從外邊運進去，那里本就是窮山區，群眾生活本就困難，現在更困難了，省委張體學同志指示，植物研究所應該到三線去為三線建設和那里的群眾服務。現在找你來就是想把這項任務交給你，你把秋水仙堿的工作交給別的同志，著手去組建一個研究組去完成省委交給的任務。
第一步，我組織了一個‘三結合’（革命干部、工人、知識分子）考察組（李春祥、黃江茍、黃國振），10月底至12月我們到鄖陽地區考察，以十垸為中心考察了鄖縣、均縣、房縣和鄖陽地區農科所所在地----鄖縣黃龍公社柏林大隊。經研究決定與鄖陽地區農科所合作攻關，利用他們對當地自然及人文的了解，開展研究工作更為有利。我們又赴鄖陽與地區科技局和地區農科所協商，經公同商議，他們都很高興，歡迎進行合作。地區農科所連年幾經搬遷，沒有土地，沒有設備，只有十來個人，也們有研究課題、項目，但他能吃苦耐勞，富有實踐經驗，很敬業，雖長期居宿農家，但他們努力去做他們力所能及的工作，和他們合作互補性強。工宣隊、革委會同意我提出的方案，與鄖陽地區農科所合作攻關，也取得鄖陽地區科技局的支持。
接著在1971年春，我組建了由老工人和科研人員組成的科研組，成員有工人黃江茍（代表黨支部）、盧子卿，科研人員有黃國振（作物育種）、黃俠明（植保）、武顯維（油料植物）。（說實在，那時要組建一個強有力的研究組也不容易，因為很多科研人員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我們多次到地區農科所商討具體事宜和研究項目，做各方面籌備工作，三月底開始進點駐隊。（有一件事我在這里附說一下，就在我們準備去鄖鄖陽時，工宣隊通知我說：鄧惠勤調入武漢植物所已批準，調令已下，女兒黃蓉和岳母的戶口遷入武漢也都已辦妥，要我馬上去四川接她們來再下去。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為，工宣隊和軍宣隊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并未讓我知道或透露任何信息。其實，對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那時我每天提心吊膽的是，說不定那一天會以何種理由拉我出來批斗。記得在做秋水仙植物資源時，幾天連續在實驗室工作，有一天工宣隊負責我們這個組的組長鐘元福同志來到實驗室叫我：‘黃國振跟我走’。他也沒說清帶我去那里？要做什么？我只是默默地跟著他走。心里在想，這回該是批斗到我的頭上了，我在想像著面對被批斗的各種場面。等走到我住房門口，他要我把門打開，命令式地對我說：‘進去，把鑰匙給我，好好給我睡兩天，飯有人給你送’。啊！原來工宣隊是關心我，愛護我，要我能好好休息。）四月中旬我奔赴四川雙流接家人來武漢，我們團圓了，在那歲月能做到這樣，恐怕是極少極少的，特別是我岳母的戶口是在邊遠廣西山區，能遷入大城市武漢，真是太難太難了，然而，工宣隊都辦到了。待把家略安頓好，我就一頭扎到鄖陽山區十垸去了。
黃俠明、武顯維、黃江茍已先期下去，那時地區農科所的人員和地區920廠住食在一起，他們也在那里住。盧子卿與我同行，待我們到達時已沒地方住，被安排在柏林大隊第一生產隊住，但那一家都不愿接受我們進住，（我很理解，他們確實是太困難了）。天也快黑了，生產隊長和貧協主席借來兩塊門板和四條長櫈，在煮豬食的草棚里搭起兩張床，草棚里成群的蒼蠅、蚊子，臭氣撲鼻，睡到半夜下了傾盆大雨，草棚漏水，我們只起來頂著臉盆接雨，那種情景就可想而知了。在草棚里住了有一個月，貧協主席讓我把門板床搬進他家堂屋住，后來又搬到樓上，我的床就架在兩口棺木旁，（那里的習慣，中老年人都為自己百年后事準備），我在那里一住就幾年，直到最后撤離回所。食飯也成問題，按當時的政策，下基層的工作組都要在群眾家吃‘派飯’（一家家輪流吃），但是沒有一家愿意接受，都說家里沒有什么食的。后來我才知道，他們的定量很低，強勞力每月20斤（還是帶殼的，因怕群眾幾頓就吃完，每10天才發一次，細水長流）。我深深感到那里糧食問題的嚴重性，也體會到張體學點名要植物所去山區為三線做工作的重要性。有一次第六生產隊黃老隊長（老共產黨員）悄悄問我“小黃同志，你見過餓死人嗎？”我說：“聽說過，但沒見過”。他說：“1960年我們這里餓死不少人，老人把能吃的東西留給小孩食，自己餓死了，糧食問題對我們來說是有過沉痛的教訓。”從老隊長的話我想到1960年湖北省委單秘書長交給我的救荒緊急任務。
我們做了以下的工作：
1. 把地區農科所和植物所科研人員統一編組，按作物分成水稻組、小麥組、玉米組，由我統一指導。
2. 經大家討論分析，認為盲目推廣雙季稻是減產的主要原因，早稻畝產四百多斤，晚稻基本是絕收，（那時口號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糧’）而種一季中稻可收800斤以上，再種一季冬小麥可收400斤，加起來是一千多斤。我們決定在柏林大隊推廣種植一季中稻，一季小麥或一季玉米一季小麥兩熟制。
3. 組建柏林大隊農科所做種植示范試驗，由我直接指導。
4. 廣泛引進省內外優良中稻、小麥、玉米品種及玉米自交系；進行評比選優利用；開展雜交育種研究。
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效：
（1）通過改雙季稻為稻麥、玉麥兩熟，到1973年基本解決了群眾的口糧問題，他們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了。然而，那里的問題不只是糧食問題，他們真是太窮了，連買點鹽都是靠家里集幾個雞蛋到供銷社去以物易物換的；（2）經過比較試驗，初選出一批玉米單交品系，后來又從中選出一個優良品系，定名為鄖單一號，這個品種在上世紀70至90年代在湖北、湖南、廣西、云南、貴州、廣東六省區中低山區推廣種植五千多萬畝，獲得湖北省科學大會獎，全國科學大會后，湖北也開了科學大會，鄖陽地區農科所余榆林同志來參加開會領獎，來到我家里報告這喜事并表達感謝；（3）地區農科所的研究工作也漸上軌道，1973年從中國農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下放一批科技人員到鄖陽地區農科所，充實了科研力量，可以逐漸接替我們的工作。
小平同志復出工作后，胡耀邦同志來中科院主持工作，重抓基礎研究，我奉命撤離回所，1975年我最后一個撤離，全部研究工作移交給鄖陽地區農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