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的嗎？雖然已經過去一天，這個消息始終象是云里霧里，模模糊糊，總抱著萬一的僥幸，但是心里越來越頻繁涌起的一股股莫名的悲傷越來越真實地提醒我，那個可愛的胖胖是真的走了。 

　　跟鐘揚認識很早，大三時（86年）受陳家寬教授《普通生態學》的影響，喜歡上了分類、系統、進化、生態等宏觀生物學。那時陳教授還在武大求學，我就去幫忙做點雜事，按現在的說法就是學生實習。陳教授當時正在跟鐘揚、黃德四一起，把數量分類這一當時正興起的技術應用到他的博士論文中。我就這樣認識了鐘揚，開始了我們持續一生的交往與友誼。因為這樣的經歷，鐘揚和陳家寬二人成了我畢業實習的導師，所做工作成了我第一篇變成鉛字的學術論文。也正是由于這樣的經歷，我研究生畢業也就沒有絲毫猶豫就來到武漢植物研究所工作，那時的武漢植物研究所只有一條通往魯巷的公交線路59路，近1個小時一班，晚上7點收班。1991年3月31日是報到的日子，從此跟鐘揚、黃德四開始了在實驗樓一樓最邊上一間辦公室共事近10年的歷程。而如今陳家寬教授已年逾古稀。 

　　鐘揚剛到武漢植物研究所工作時，擔任過湖北省植物學會的秘書，在他擔任秘書期間是省植物學會活動最為豐富的幾年。武漢植物研究所承辦的植物系統與進化青年研討會是我參加的幾屆中最令人難忘的。這次會議上的許多事情仍然在圈子里津津樂道，也許有些參與者還保留著印有銀杏葉的T恤文化衫，這件文化衫是鐘揚設計、找公司制作的。鐘揚也協助《武漢植物學研究》（現《植物科學學報》）的出版印刷工作，跑印刷廠、校樣，樣樣工作樂此不疲，這也培養的鐘揚對文字編輯質量的敏感性。要知道當時沒有這么方便的計算機和程序，可以隨意修改與編輯，當時印刷用的是鉛排，需要排字工人把活字一個個挑出排版，印刷出來就是所謂校樣。激光照排技術的出現大大解放了印刷，但是剛開始時也有煩惱，很多專業字詞沒有計算機字體。能做的就是在硫酸紙印張出來后，把缺的字自己寫好貼在硫酸紙樣張的缺字處，這件事鐘揚出力尤多，誰讓他寫的一手好字！也許在我辦公室的一些故紙堆里還能找到鐘揚的一些手跡，可是我還有勇氣翻找嗎？ 

　　鐘揚是個很有執行力的人，決定要做的事情總是親力親為。因為他的專業背景，走上生物學、植物學研究道路對他尤其艱辛，無形的阻礙對他早期的科研限制尤多。鐘揚的勤奮可以用瘋狂來形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他的辦公室常常是夜晚唯一的亮燈處。加入鐘揚的小組，短短數年我的名字就出現在兩本書的封面上，也是目前僅有的兩本書，而鐘揚無論是在復旦還是在西藏工作，除了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外，不斷出版的圖書見證著鐘揚持續不斷的努力。鐘揚依靠自己的勤奮與努力從一個生物學的門外漢一步步走到今天，現在沒有人否認鐘揚已經成為生物多樣性研究領域的重要領軍人物。 

　　鐘揚思維敏捷，深厚扎實的數學功底使得他在經驗性的生命科學中總能發現新的角度與問題。數量分類和分支分類方法在水生植物的應用應該是鐘揚與陳家寬教授在國內首創，我有幸與這個集體一同工作，很早也把多元統計技術應用與水生植物的研究中。那些年，不同數學方法的比較評價、如何實現等是我們科研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沒有太多的參考資料、付費的軟件都是工作中必須面對的問題。那是一段躁動、喧鬧但充滿歡樂的日子，無論是在文獻中發現一些低級錯誤，還是解決了數學方法或者編程中的一個問題都會為我們這個小組帶來很多歡樂。鐘揚離開到復旦工作后，這樣愜意的科研也宣告終止。雖然我跟鐘揚的科研領域差距越來越大，但是科學問題的討論仍會是我們見面時的主要活動。記得鐘揚獲得杰青資助那一年，我到青海參加他組織的一個學術會議，會后去機場的路上他得到了杰青通過的消息，我們就在機場簡單慶賀了一下，簡餐中說起全球變化這一熱點，鐘揚說他認為并且能找到全球變化的分子證據，我跟他說，水生植物也許是個最好的對象。今年8月，我跟鐘揚在電話中就這一我們一直放在心上的問題做了簡短交流，說起了我們發現的一些有趣材料可能為這個想法提供了絕佳的研究對象，約好在10月份找時間一起深入討論一下。可惜，這次討論永遠不會再有了。要是當初約定時間更早點該多好，也許一切都是另一個版本。 

　　鐘揚是個熱愛生活的人，玩的一手好橋牌，是當時武漢植物所的主力隊員，管理園藝中心時在東湖邊挖了沙灘排球場，尤其是夏天成了所里年輕人的最愛，打完球順便到東湖泡泡真是個享受。鐘揚寫得一首好詞，有一年植物所的歌唱表演所有歌詞都是鐘揚所寫，而作曲是王有為，現在武漢大學的藥學院教授！這些歌曲都與植物和植物研究有關，沒有對植物學的熱愛是不可能寫出的。我尤其佩服鐘揚燒的一手好菜，并且手腳麻利，他是我認識的科研工作者中燒菜水平最高的，沒有之一，應該有專業廚師的水平,單身時沒少到他家混吃混喝。去年在西藏，他還用一鍋冒菜在他藏大的居所招待了大家。其實鐘揚在武漢工作期間，為植物園的開放搞活、科普宣傳邁出了第一步。不少同齡人現在一起聊天時還會說起當初武漢園的燒烤，就是鐘揚帶領幾個人在東湖邊搞起來的，夏天過來吃過的人基本都有在東湖邊吃燒烤有喝下滿湖啤酒的豪情。 

　　鐘揚寫的一手好字，喜歡用蘸水鋼筆，不過寫字很用力，可以說是入木三分，按他夫人張曉艷的說法，鐘揚寫字不是用筆，是在吃筆，一支新鋼筆沒多久就要更換筆尖。鐘揚知識興趣廣泛，涉獵眾多，記憶力超強，文筆很好，這從他眾多的博客、專欄中可見一斑。其實第一次認識到鐘揚的文筆功力是我們合作編譯《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這本書。當完成后請陳家寬教授寫序時，得到了非常好的評價：雖不能說信、達、雅，也已是譯作中難得了。文本的定稿都是鐘揚一句句推敲的，送到出版社的稿件也是他一字一字謄寫的。很多第一次見鐘揚的人都會佩服他出眾的口才，有鐘揚在的聚會永遠都不會冷場！這個能力為他的課堂授課、科普宣傳增加了無限的魅力。 

　　鐘揚是個極具親和力的人，三教九流、販夫走卒中都有他的朋友。他入選長江學者到藏大的第一天，一句“很榮幸來到世界最高學府工作”拉近了他跟西藏的心理距離；他在西藏這些年已經完完全全成為了一個地道的藏民。我們經常說他，穿起藏袍，進布達拉宮不用預約不用買票，走藏族通道即可。沒有對西藏這片土地的熱愛，不可能在短短數年間把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建設得如此有聲有色，進入了“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世界分布海拔最高的擬南芥的發現是世界屋脊給予鐘揚的褒獎，也是鐘揚帶給中國植物學研究的珍貴禮物。 

　　鐘揚第一次出國，是到密西根州立大學做訪問學者，他的導師John Beman教授看過他的簡歷，第一次見面時問他，為什么選擇分類系統學這樣的傳統學科?鐘揚的回答讓老人開懷：在我知道的生物學家中，植物分類學家是一群高壽的群體。可惜天妒英才，鐘揚已經進入了這個群體，為什么要如此？ 

　　跟鐘揚共事的15年中，真正一起做的野外工作只有一次，就是去斧頭湖的水生植被調查，鐘揚對湖區人早春的湖鮮野菜茭筍贊不絕口。這個調查除了學術論文外，還以一個科普文章的形式出現在《植物雜志》上。鐘揚到復旦、藏大工作后，我們還共同參加了一次西藏尼洋河流域水環境與水生態的調查。實際上2007年有過一次再次共事的機會，是如此的接近，只可惜沒有實現。回想起來，如果當時鐘揚再回來工作，現在的他、我們、還有他一直掛懷的這個單位會是什么樣子？ 

　　鐘揚到復旦工作后，開始招收少數民族學生，有一次聊到這件事時，他說中國有56個民族，除漢族外，他希望在退休前至少為每個民族都培養1名研究生。就我的了解，即使鐘揚的愿望已經無法實現，他也許已經是培養少數民族研究生最多的導師。 

　　在我的感受中，鐘揚就象一個孤獨的行者，無論外界如何，他始終向著自己的理想匆匆而行。在外人看來，他已經走在了成功的康莊大道上，只需時間流逝，一切收獲都會自然而然到來。不過我卻知道，鐘揚一直覺得時間不夠用，從我認識他起，他就一直保持著這種高強度、高效率的工作狀態。只是在昨天，鐘揚終于可以休息了。 

　　種子已經找到，已經發芽，結實也就可待了。 

　　紅塵中痛失一行者，天國里長生一圣徒！一路走好！ 

　　剛剛窗外還是一彎明月，怎么突然下起雨了？ 

　　李偉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夜于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