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如果在野外，只要找到一粒或者幾粒種子，很有可能把它栽培成功。這在植物學界就叫“希望的種子”。

　　他說，創新的心永遠無法平靜。只要心在不斷飛翔，路就不斷向前延伸。

　　他是鐘揚，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學家，一名來自上海復旦大學的援藏教師。2017年9月25日，鐘揚意外遭遇車禍，不幸辭世，年僅53歲。4000多萬顆植物種子和各種科學“奇談”，成為鐘揚留給世界的最珍貴禮物。

　　　　科學探索的冒險家—— 

　　　　“不是杰出者才做夢，而是善夢者才杰出” 

　　飛機在起飛降落時為什么要打開遮光板？國外在給病人注射青霉素時為什么不做皮試？在鐘揚的腦子里，時時刻刻都會冒出一些問題，充滿各種好奇。這些問題鐘揚會想方設法學懂弄通，然后再拿出來與人分享。

　　追問，是鐘揚的一種習慣。正是在不斷的追問中，他勤奮鉆研，銳意進取，一生致力于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利用，并在生物信息學、進化生物學等生命科學前沿領域長期積累，擁有獨創性的成果。

　　2010年，上海世博會英國館的種子殿堂令人震撼不已。很少有人知道，這其中40％的種子都是鐘揚提供的。如今，鐘揚和他的團隊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很多被存放在國家和上海種質庫的冰庫里，可以存放100年至400年不等。

　　鐘揚常說：“不是杰出者才做夢，而是善夢者才杰出。”1979年，15歲的鐘揚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1984年從無線電專業畢業后，他進入中科院武漢植物所，開始從事植物學研究，二十幾歲即成為當時國內植物學領域的青年領軍人物。

　　成績背后，是鐘揚超乎常人的堅持和勤奮。他最初從無線電專業轉向植物學研究，花了整整兩年業余時間，風雨無阻，旁聽了武漢大學生物系所有課程。2000年，鐘揚放棄武漢植物所副所長的崗位，來到復旦大學做了一名普通教授。

　　鐘揚曾風趣地說，自己做科研有“新四不像”精神，即像狗一樣靈敏的嗅覺，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樣迅速，立即行動；像豬一樣放松的心態，不怕失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樣勤勞，堅持不懈。

　　從2001年起，鐘揚開始前往西藏從事高原生物多樣性研究，然后又積極投身西藏大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他在西藏艱苦跋涉50多萬公里，最高攀登到海拔6000多米，克服了極端嚴寒、高原反應等各種困難，收集高原種子，為高原種質庫做準備。

　　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邊，許多地方留下了鐘揚忙碌的身影。不管有多危險，只要對研究有幫助，他就去。在野外考察途中，他多次看到過往車輛沖出盤旋的山路，掉下懸崖；沒有水，就不洗臉；沒有旅店，就裹著大衣睡在車上；大雨、冰雹從天而降，就躲在山窩子里；還有幾乎所有類型的高原反應……這些鐘揚幾乎都經歷了，但是他都頑強地克服了。

　　“他的團隊對紅景天、西藏沙棘等青藏高原特色植物資源和珍稀植物的研究，都已取得重要進展。他們不僅揭示了西藏特有植物對高原極端環境的分子適應機制，為抗旱、抗寒、抗紫外線等化合物開發利用奠定了基礎，也為西藏特有植物的保護提供了保障。”復旦大學黨委副書記劉承功這樣評價鐘揚。

　　1938年，德國探險家在海拔6300米左右的珠穆朗瑪峰南坡采集到一棵幾厘米高的鼠麴雪兔子，將其記載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和冰川消融，植物的分布可能有新的高度。為此，鐘揚和他的團隊一次又一次去珠峰考察，后來終于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北坡采集到了寶貴樣品。這些樣品使鐘揚他們堅信，南坡能找到突破現有世界紀錄的最高海拔分布植物。同時，進一步的分子生物學分析，將為揭示種群來源、動態及其與全球變化關系提供科學依據。

　　鐘揚的植物情緣不僅在雪域高原，也在距離相隔4000公里、海拔相差4000米的上海臨港。在上海浦東南匯東灘濕地附近，有一塊10畝大小的地塊。這里種植的是鐘揚培植的紅樹樹苗，最高的已經長出地面兩米多。種植紅樹之前，這塊地是干的，鹽堿一直往外泛。種植紅樹后，蝌蚪、田螺都出現了，生物種類明顯增多。

　　鐘揚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灘也能長滿繁盛的紅樹，人們提起上海的時候，會毫不吝嗇地稱其為“美麗的海濱城市”。

　　“鐘揚對科學的追求發自熱愛，他的人生就像一顆流星，那么充分地燃燒，最后劃過天際。”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工會主席楊亞軍說。

　　　　生命高度的丈量者—— 

　　　　“一個基因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造福萬千蒼生” 

　　2015年，鐘揚突發腦溢血，幸好被及時發現送醫就治，康復效果很好。他的學生朱彬回憶說，當時醫生告誡鐘老師兩件事：一是要徹底戒掉他生活中幾乎唯一的嗜好——喝酒。二是3年內不能再去西藏。鐘老師非常嚴格地遵守了戒酒令。然而，他完全沒能“戒”掉西藏。出院后僅僅幾個月，鐘老師又踏上去西藏教學的路。

　　為什么對西藏情有獨鐘？還得從鐘揚來到復旦大學說起。

　　2000年，鐘揚到復旦大學后，與幾位老師一起承擔起了重建生態學科的任務。他逐漸意識到，隨著人類活動和環境變化，很多物種在消失，保存種質資源已經成為一項基礎性、戰略性的工作。經過大量細致的文獻調研和實地野外考察，他發現西藏獨有的植物資源未受足夠重視，物種數量被嚴重低估。在全世界最大的種子資源庫中，也缺少西藏地區植物的影子。

　　于是，鐘揚把目光投向青藏高原。為國家打造生態屏障，建立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庫”，鐘揚此后16年與西藏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鐘揚用自己的生命丈量生命的高度。從只身踏上地球“第三極”，盤點青藏高原的生物資源，探尋生物進化的軌跡，到2010年成為中組部選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鐘揚將生命的高度與高原連接起來。3年后，他又申請留任第七批援藏干部。

　　2016年，由于西藏大學相關學科建設處在緊要關頭，大病初愈的鐘揚選擇再次申請留任。鐘媽媽在寫給兒子的信中這樣勸他：“揚子，你生病快一年了，我和你爸的意見是，今后西藏那邊都不要去了。你要下定決心不能再去了。”老人在后面那句話上，畫了重重的波浪線。

　　可是，鐘揚毅然再次申請留任。最終憑著體檢合格報告和個人反復爭取，鐘揚入選了第八批援藏干部。復旦大學研究生院綜合辦公室副主任包曉明說：“鐘揚教授在科學考察的過程中多次面對死亡的挑戰，在海南經歷了煤氣中毒，在西藏經歷過多次山上落石、所幸沒有被砸中，還突發腦溢血，所以他對生死看得很淡。”

　　培養了一批藏族科研人才，為西藏大學申請到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帶出了西藏自治區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鐘揚一腔熱血，希望打造一種高端人才培養的援藏新模式。

　　在一份西藏大學理學院2011年至今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統計中，鐘揚申請到280萬元的項目，從2012年1月份至2015年12月份，他和團隊開展了對青藏高原極端環境下的植物基因組變異及適應性進化機制研究。這個為期4年的項目是理學院迄今為止基金金額最大的一個。

　　如今，西藏大學與10多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別。鐘揚工作過的理學院不僅成為西藏大學辦學時間最長的學院之一，也是為西藏培養人才最多的學院之一。

　　“以前學校的老師還是上課為主，一直是師范化教學模式，對搞學術、寫論文沒有概念。鐘老師來了后，經常講課培訓，幫助教師們提升科研論文寫作水平，現在我們教師發表論文都很有信心。”西藏大學理學院原院長白瑪多吉說。

　　鐘揚在西藏不只是做研究、抓教育。包曉明說：“鐘揚教授生前和我講過，他要在墨脫種咖啡，并且說，大概用3年到5年時間就能請我們喝上來自青藏高原的咖啡。”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李萬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