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是“世界野生動植物日”。這是又一次出發，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園胡光萬研究團隊正在規劃4月的行程：去馬達加斯加對一些特殊植物類群開展科學考察，“這時候恰好是旱季和雨季交替的時間，剛好可以考察這一時期特殊植物的形態”。
在植物分類學學者眼里，每一種植物都是獨立個體，它們不僅有屬于自己的編號和名字，甚至“有性格、有心情”。
胡光萬本人已經去過非洲三十多次，2007年至今，胡光萬團隊已發現52個新的植物品種，包括49個植物新種和3個新變種。源自非洲的發現共有16個，團隊在領域內已具備一定國際影響力，“這體現著我們科研能力的提高，中國科學家也能走出去幫助其他國家進行基礎研究”。
世界的廣闊與浩瀚，通過植物亦可見一斑。在世界中尋找那些靜默生長且不為人知的植物，是這群學者感知世界的方式。
在武陵山區發現植物新種
今年2月，胡光萬研究團隊在國際植物學期刊《BotanicalStudies》上發表新物種——在鄂西南武陵山區坪壩營國家森林公園發現的武陵腹水草。它既是該研究團隊首次發現并命名的腹水草屬植物，也是中國大陸近40年來所發表的該屬植物的唯一新種。
新植物擁有姓名的流程講究嚴謹，一般來說，運用專業手段鑒定新物種并給予規范特征描述的學者，可在正式發表的研究論文中對新物種進行命名。
據《中國遷地栽培植物志》等記錄顯示，目前我國約有3萬多種高等植物，其中特有植物種類約1.7萬余種，半數以上由西方學者命名。
“我們的植物分類學研究較西方晚了近兩百年。”胡光萬研究團隊成員之一張彩飛博士說，以我國的特有植物銀杏為例，它在1753年被命名了拉丁名Ginkgobiloba，而國內的植物分類學研究始于20世紀。
“起步稍晚，但加速度大。”胡光萬補充，從比對標本到野外調研，從精細解剖到分子研究，研究手段的升級讓如今我國植物研究得以“放眼世界”。
胡光萬是中國科學院中-非聯合研究中心的骨干學術帶頭人，團隊發現的16個植物新種及新變種來自非洲。讓“長在深山人未識”的植物重見天日，從此有了姓名，讓植物分類學學者收獲成就感。
野外被毒蟲叮咬是“家常便飯”
發表武陵腹水草的論文第一作者丁世雄是“95后”在讀博士生，出生成長在江西贛州農村，他對于生態自然研究有濃厚興趣。
一年365天，他們往往有一半時間在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考察、辨識植物，每天平均下來步行超過十公里以上。從隔著印度洋的非洲到云南、西藏、四川，胡光萬粗略統計，自己穿壞了十多雙登山鞋。
前往非洲進行調查時，團隊不僅要請來當地向導，有時甚至要與當地政府部門溝通，請求派來士兵進行人身安全保護。
一次野外科考中，8聲槍響在前方不遠處的樹林中炸開。當時隊伍里共有8人，事后，當地人解釋：“8聲槍響代表警告他們不要前進，否則后果不堪設想。”也正是這次科考，團隊發現一種珍貴的蘭科植物，鑒定完成后，他們命名其為丹尼爾多穗蘭，紀念曾在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園攻讀博士學位卻因病離世的肯尼亞蘭科植物研究專家丹尼爾。
野外面臨的困難超出普通人想象，擦傷、毒蟲叮咬是“家常便飯”。胡光萬說，在對準植物拍攝時，即便是感覺到螞蟥已經叮在臉上，也必須咬牙忍受。他把褲腿卷起來，記者看到，兩條腿上布滿深淺不一的上百處疤痕，團隊成員張彩飛也被螞蟥咬過，他說，被咬時不算太疼，結痂后的癢才是鉆心難耐，持續一周才會緩解。
出門旅游不看風景只看植物
家人曾抱怨，和胡光萬出去旅游，他是不看風景的，只注意著路邊的各種植物，興致來了還喜歡給家里人講課，頭頭是道。
從發現植物新種到最終發表，時間長短從幾個月到超過10年都有可能。為了確認2006年10月第一次在貴州發現的泡萼鳳仙花，胡光萬四處查閱標本文獻，要和所有已知鳳仙花種類進行比較，再找到相關領域專家反復交流確認，最終得以命名，前后花費了15年時間。他們認為這種漫長“很浪漫，也有重大的意義”。
新技術手段也越來越多地用在這一古老學科上。除了經典植物分類學的理論知識，他們同樣使用分子系統發育理論和DNA測序技術來追溯植物之間的親緣關系。胡光萬告訴長江日報記者，通過基因分析可畫出“分子樹”，也就是植物的“族譜”，能顯示植物間的親疏遠近。
“擇一事，終一生。”胡光萬說，“當其他學科在追熱點的時候，我們在積累；當其他學科在趕往新鮮點的時候，我們還在積累。”植物分類學研究者要像大樹那樣緊緊向下扎根汲取養分，才能屹立不倒，枝繁葉茂。
近年來，湖北接連發現新物種，僅今年開年就有3個植物新物種現身，這對于生態保護和生物進化研究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也證明省內生態系統穩定、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保護成效顯著。
（長江日報記者劉晨瑋 劉克取 通訊員江珊）
